行政体制改革“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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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体制改革是当前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改革攻坚的难度所在,政府部门要敢于向自身“亮剑”
    “新时期新阶段,按照十八大精神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对我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深入推动科学发展、系统化解社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近日,接受《了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学者、党政干部、企业界人士及群众代表认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政府在让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
    “在未来3~5年内,要紧紧抓住这个‘牛鼻子’,简政放权,让利共治,在服务型、法治型、廉洁型政府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在众多专家看来,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牵引和杠杆作用,是名副其实的“牛鼻子”,“当前,社会对改革的观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领域改革的作为和成效。”
    校准政府三大角色定位
    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现在,社会反映更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政府边界不清而导致的乱作为,对政府自身改革呼声很高。
    “部分公职人员的‘老爷’作派让人揪心而又无奈。”采访中,一位从事美容行业的个体业主这样说。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刘润华认为,“政府现在与社会矛盾各方几乎形成了甲乙方,有的地方政府习惯大包大揽,不仅做饭,还埋单,还要求你吃,还检查你是否吃了。”
    针对此类现象,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等学者认为,未来3~5年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十八大报告中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校准角色定位,在服务型、法治型、廉洁型政府建设上有新的突破,构建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之间的共治新型关系。
    服务型政府建设突出“公共”角色。自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时至今日,这个领域的建设仍然较为薄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服务型政府建设要紧扣“公共”本质,把为公共利益服务作为各级政府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资源配置和政府机构等方面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并且实施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考核导向。
    法治型政府建设彰显“护法”角色。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主抓行政体制改革的区委副书记刘光大对本刊记者说,新一届中央高举改革旗帜,释放出很多积极信号,习总书记还专程到顺德考察,这让我们这些改革实践者感到十分鼓舞和欣慰,觉得我们的路子走对了。“我理解法治政府建设要多依靠以下三种力量倒逼:一是行政问责硬起来,二是‘民告官’多起来,三是违法成本高起来。”刘光大说。现在全国各地“民告官”案件的数量与政府违法行为的现状严重不符。东南大学研究行政法学的副教授顾大松说,“这个局面要迅速扭转过来,创造条件让群众敢于状告政府违法行为。”
    廉洁型政府建设塑造“清廉”角色。“一要求,二要吃,三要送。”采访中,一些企业家这样描述他们与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时的无奈。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政府部门寻租的确呈蔓延态势,这严重背离了廉洁政府建设方向,遏制这个势头,还政府以清廉面孔,“就是要尽快分权、制权、督权,建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监督机制,让寻租行为无所遁形。”
    “厘清边界,才能有好定位、好角色。”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深圳市坪山新区党工委书记杨绪松、南通市市长张国华、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等人说,政府“天字第一号”的事情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虽然很难划出具体红线,但守住两点就会心中有数:一是政府的行为到什么地方就能停止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分水岭;二是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就不要去碰,“这就需要通过绩效考核这个‘牛鼻子’来牵引政府解决自己的边界问题。”
    简政放权让利“剑指”寻租
    自2001年以来,国务院已先后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全国省级政府也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简政放权取得一定成效。但采访中,大家普遍认为,如今审批领域的问题还是很突出,其异化和寻租的程度依然严重。
    采访中,企业家们的感受更为直接。一家国有大型投资集团的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感慨地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在香港上市了多家公司,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批的;而在国内上市了几家公司后,我连收件员、预审员是谁都知道,这就是繁琐审批产生的‘威力’。”某央企地方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说,“矿权的受理和资源开发就存在部门审批冲突,国土部门管矿权,发改委管项目,于是造成拿到矿权的拿不到项目许可,拿到项目许可的拿不到矿权,这种矛盾很常见。”
    显然,行政审批、监管方式已到了必须“彻底改、改彻底”的关口。
    把大部门制改革与行政审批改革串联进行,不给职能交叉打架留空间。“审批制度改革要做到‘应减必减、应转必转、应放必放’,就必须从部门林立和程序繁琐上下功夫。”一些政府干部和专家学者建议,以大部门制改革和行政审批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必须遵行简政放权、让利共治原则,向深层次推进。
    切断政府部门隐性审批利益链,纠正部分行业组织以“二政府”方式存在。某企业家说,现在一些部门名义上减少审批,但为了“创收”,却千方百计变相收费,“一套程序走下来,弄得企业身心疲惫,建议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重点考虑怎么放权让利。”江西省政协常委李季仁说,要建立审批透明机制,什么机构拥有哪些审批权限,收不收费、收多少,都要公开,防止一些部门以各种评估、检测、鉴定、勘验等名义作为行政审批的前置条件,隐性抬高行政审批门槛,特别要防止部分从政府脱钩出来的行业协会变成敛财的“二政府”。
    还权于民、还事于社会,通过简政放权让利,实现政府与社会、市场协同共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要有“社会”,政府事权该交由社会的交给社会,该交由市场的交给市场,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互相制衡、互相服务的新格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成立了囊括17个行业、群体的“殷都诚信联盟协会”,自我监督,市场环境立即有大的改观。
    顶层推动方能攻坚克难
    4年前中央发布《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的纲领性文件,时至今日,相关改革卓有成效,但与社会期待仍存差距。本刊记者在部分改革试点地区了解到,由于是单兵突破,一些行政体制改革已经碰到了难题:
    一是基层改得越快,越凸显上下不对接问题。某中部省份的一个市因为实施大部门制改革,整并机构,被上级部门认为是未设专门机构对条线工作不重视,而被考核扣分;二是一些实施行政体制改革的部门或地方,“人往哪里去”成为一个突出难题,大大影响到了主要领导抓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三是有的改革仅停留在试点阶段,还有的试点要看“一把手”脸色。
    行政体制改革现状折射了整个改革的现实,即: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原因在于改革存在碎片化或变形的问题,损害了改革的权威。
    汪玉凯、郭万达等人建议,“鉴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复杂程度,遵循渐进的改革原则无疑是必要的,但要有宏观规划,给社会以明确的预期。在具体操作方案上要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内的改革打通关节、合并事项、相互借力、整体推进。”
    “抓改革就是抓机遇。”迟福林、高尚全等相关人士认为,未来5~10年我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释放“改革红利”是关键。十八大后,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体改革还要给出时间表和线路图,这些表述都直接回应了社会对改革的热切期待,无疑为中国改革再出发奏响突围号角,令人振奋。
    他们对推进改革提出具体建议:一是可考虑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改革总体规划,对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等进行明确的设计;二是可考虑成立中央层面强有力的改革综合协调机构,统筹研究改革中的重大事项,该机构要具有高层次、综合性、利益超脱等特点,明确对改革的宏观决策、理论研究、实践指导等职能,全面加强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关系协调;三是可考虑建立一个规范的改革评价指标体系,用来考核、评估改革的实际进程。指标体系要把科学发展、转变方式的现实需要与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目标结合起来,牵引改革按照既定方向扎实有效推进。
    “我坚信中国一定能够续写好改革开放的‘春天的故事’。”现年86年的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20年前亲历了小平南巡深圳,而不久前,他又见证了考察深圳时发出的中国继续改革的更强音。